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城市化发展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是制定新时期城市化发展政策的基本前提，也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典型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
城市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相关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我们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相关数据，选取经历过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法国、日本和韩国进行比较研究，并利用城市化进入60%后的案例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20世纪60年代，法国和日本的城市化程度刚刚超过60%。1982年，韩国的城市化率超过60%，两者都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自1961年以来的15年中，日本的城市化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0.74-0.94个百分点，高峰和低谷之差仅为0.2个百分点；法国和韩国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城市化的增长率明显不同。第二阶段的城市化增长率明显低于第一阶段，但各阶段的城市化增长率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当年城镇化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强，城镇化与短期经济增长无关。20世纪60年代，日本年经济增长率最高为12.9%，最低为-1%，波动较大，但城市化率每年以0.78-0.94个百分点的速度稳步增长。法国的经济增长率波动超过50%，而城市化的年增长率波动很小。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最高为13.2%，最低为7%，而城市化的年增长率稳定在1.63-1.88个百分点。因此，与经济增长率相比，城市化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
此外，当案例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接近尾声，即将进入城市化成熟阶段时，城市化增长率将迅速下降，这与以往的增长率形成鲜明对比。总的来说，城市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城乡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是城市化的重要驱动力。在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率的短期波动对城市化影响不大，城市化是一种社会现象，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率；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成熟，城市化的增长率也在逐渐下降，但仍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直至进入成熟阶段。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后，城市化的增长率将迅速下降。
从长远来看，经济因素对城市化发展质量有重大影响。没有经济增长支持的城市化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拉丁美洲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和城市疾病。当城市化成熟时，城乡劳动力的生产率将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
典型国家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中国城镇化快速增长的趋势依然存在，城镇化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结构转型动能依然存在。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由此产生的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能。目前，我国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仍然很大。2018年，中国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4.6倍，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是农业的2.2-2.5倍，这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力量非常强大。2019年，中国的初级就业比例为25.1%。自2010年以来，就业比例每年下降约1.4个百分点；然而，初级产品产值比重仅为7.1%，自2010年以来，产值比重每年下降约0.26个百分点。以目前的速度，需要10多年才能达到平衡。与城乡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相比，就业结构的转变相对滞后，这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动能依然强劲。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就业结构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业结构转变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的城市化发展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策体系。
城市化惯性大，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依然存在。与经济增长相比，人口转移和城市化具有更大的惯性。经过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口交流日益频繁。有些人已经进入城市，但他们还没有完全被纳入城市人口统计。未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这是城市化发展的惯性。例如，2018年，城市地区小学生人数占全国小学生人数的74.2%，占初中生人数的86.1%。未来，现有中小学生将进入劳动年龄和劳动力市场，大部分将留在城镇，这将形成城市化增长的强大支撑。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来看，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存在很大的惯性。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也在前往城市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水平。为了享受更多的城市发展机会，社会因素对城市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化发展存在很大的惯性。
经济增长动能发生变化，城镇化发展支撑作用增强。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的支撑，这主要体现在为城市人口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目前，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9%，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近60%。随着经济增长结构和动力的变化，城镇新增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总体而言，“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约100万个。到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将超过200万个。城镇新增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弹性变大。虽然经济增长率在下降，但对城镇新增就业影响不大，城镇新增就业也能支撑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
“十四五”期间，中国城镇化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城镇化快速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必须看到城镇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城镇间人口流动的比例在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数据，2019年农民工总数仅增长0.8%，连续两年增速低于1%。在农民工中，年末城镇农民工数量没有增加，城乡间总人口转移稳定甚至下降。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结果显示，县际流动人口和省际流动人口的比例有所上升，城镇间流动人口的比例有所上升。我国手机信号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新增的跨市流动人口中，有36.1%以县城和城区为流出地，2018年上升至39.2%，2019年上升至45.1%，呈快速上升趋势。今后，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城市间的流动人口问题。随着城镇间流动人口的增加，在城市化发展模式中，有必要从人口进入城市向满足城乡人口更好的生活转变，城市化应该从农村人口定居城市的目标转变为追求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的全面、平等供给。
大城市的人口比例正在上升，城市也在分化。中国的城镇实行分级管理制度，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集中在高品位的大城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内容。过去，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行政级别高的大城市进入门槛较高。随着城市化改革的深入，各类城市的准入门槛降低，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大城市，这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态”，城市间两极分化，城镇间流动人口增加，大城市吸纳人口比例增加，城市分化不可避免。我们的研究表明，省会城市吸收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增加，而在一些人口外流的地方，地方城市吸收的人口比例却在下降。
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加剧，家庭转移的比例增加。据估计，在“十四五”期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增加4870万，是“十三五”期间的1.35倍。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得更快，过渡期将从2022年开始，届时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2000万，但2021年只有约110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数据，2018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0.2岁，比上年高0.5岁。当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达到44.9岁。根据国家卫生和卫生委员会2018年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老年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6.6%。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转移将从黄金时代的劳动力转移到核心家庭。
城市更新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40年的城市快速发展，自1981年以来，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3倍，同时出现了大量的旧城区建筑，城市更新改造的需求日益明显。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当城市化接近成熟时，城市更新已经成为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于1949年开始推动城市更新和改造。在1950年，
